不久前在书架前幸遇李古寅：《中国古代刑具的故事》，虽非法学专著，但感觉颇为有趣，欣然拜读。与其说该书是在介绍中国古代的刑具，毋宁是描述古代刑罚。此处所讲的刑罚非单指今日官方定罪量刑后的惩罚方法，还包括刑讯方法与私刑。

    虽然之前从中国法制史的学习中粗略了解到一些古代刑罚的情形，领教过它的残酷与野蛮，但看了此书后，便有了种触目惊心、毛骨悚然的感觉。本书分死刑，肉刑，拷讯逼供，杂刑等八个类型介绍了诡异奇特、花样翻新的刑具，也即介绍了相应的刑罚方法：刀砍、挖、剐、切，斧劈、斩，车裂，绳勒，鸩毒，水淹油烹，猛兽毒虫撕咬，火拷，鞭抽，棍夹，冰冻，日炙……任何一件普通的物品被赋予了创造性的思维，升华成一个噬血夺命的利器，衍生出一种人神共“惧”的刑罚方法。

    宫刑，是为大家所熟悉的一种比较残忍的刑罚，《史记》的作者司马迁就是受害者之一。该刑罚属于奴隶制“五刑”中的一种，即破坏受刑人生殖器官，对男性为去势，对女性为幽闭。这种宫刑剥夺了受刑人“传宗接代”的能力，在中国古代社会被视为是最大的耻辱和不幸，因而是五刑中除死刑以外最为残酷和最重的刑罚。

    宫刑虽然残忍，但毕竟还是所谓的“官刑”，相较之下，还算仁慈和文明，倘若提起剥皮，那可真是让人不寒而栗了。剥皮，其残酷程度并不亚于凌迟。这种刑罚不在官方规定的死刑处死方式之列。但在历史上确实被多次使用过。在历史上，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可谓是剥皮之刑的集大成者。

    上述两例仅仅是个代表，奈何虐人方法包罗万象，它们充其量只是沧海一粟。

    刑罚的实施主体是天子圣上，行政司法官，贵戚乡绅，豪强地主，乃至普通民众，这里包含了官刑与私刑，且呈现这样的情势：地位愈高，权力愈大，势力愈炽，成为实施主体的可能性就愈大，成正比关系，其实施的方法也更狠毒，背离人性愈远。相比较，另外一些人存有“差距”的理由是——不是不想“狠”，只是暂无“狠”的资格与实力。残忍似乎成了当时很多人的潜在倾向。

    犹太教、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不约而同认为魔鬼和天使是可以相互转化的，他们的合体便是人。因此只有不断恕罪向善，并处于一个良性的制度环境中，人们方能封印魔鬼，展现天使的良善，否则便释放罪恶，泯灭人性，是十足的撒旦。

    那么残酷刑罚的泛滥，实施主体的人性“返祖”，并且往往是社会的“精英”，究竟是他们缺乏自省，不能关乎自身，还是制度环境所致，桔生淮北而为枳？有人提出民族劣根性。人性残缺实乃固然，心灵穿孔的人建构了人吃人的社会制度，制度又在大批克隆魔鬼。有人认为，是良性制度环境的缺乏，扭曲了善良人们的灵魂，提高了向善的成本，从“恶”如流，堕落成魔鬼如水之向下般不可抑制，魔鬼的世界自然升级恶性制度的版本。

    谁是因又复谁是果？抑或是因果相因？物换星移，时空轮转，自是不可同日而语矣。将“权力关进制度铁笼”，彰显出法治建设终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不二法门。只有在法治社会的教化下，人们才能以公民意识规范于言行，以规矩之心外践于举止，让正义之心、仁爱之心、恻隐之心成为主导。古代的刑罚实施，有不少原因，其中一点，应该说不无与权力泛滥有关。权力膨胀到一定时候，就成了“无恶不作”，权力者就以竭尽恶毒之能事，最大限度发泄心中之恨，满足心中之愿。由此笔者想到，有权力的人，更应该“克己复礼”，可为而不为，应为而勇为，深锁不良欲望，引领正直风尚，广播善姻良缘。普通民众也须时时自省，恪守秩序，敬畏规则，向善扬善，如此，才能祛除你我心中的不平和妄念，抑制隐隐的暴虐与戾气，放飞内心的天使，以一颗理性、平和、宽厚、包容的心态来迎对这个还并不完美的世界，远离“冀中星”式的悲剧，让我们读《中国古代刑具的故事》再没有“梦魇般”的恐惧，让人人有和善之心，让社会处处涌动温馨的正能量。